杨德广

我人生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是在南京九中度过的。1954-1960年我在九中读完了六年初中和高中，这是我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，为我今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我在九中入了团，入了党，我有生以来的四个”“梦想”，其中前两个”梦想“是在九中实现的。

我的第一个“梦想”是“读书梦”。1940年我出生于江苏农村一个贫苦农民家中。在我孩提时就目睹父母亲、姐姐、哥哥每天从早到晚忙碌不停，但全家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我在七、八岁时就经常跟母亲下地劳动，经常到山上砍柴、敲小石子、挖野菜，以瘦弱的身躯为家中分担一份困难。我十一岁时，母亲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，临终前她对我说：“要争气，要有本领。”这句刻骨铭心的话始终在激励着我，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，将来到大城市去读书、“学本领”，摆脱农村贫困生活，为父母争气。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梦——“读书梦”。由于我就读的农村小学条件很差，总共只有三个教室，两个年级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，放学后就回家劳动。小学毕业后第一年没有考上中学。为了实现“读书梦”，我坚持学习备考，笫二年如愿以偿的考取了南京市第九中学，圆了我的“读书梦”。

九中是一所江苏省重点中学，是立足干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,是名师荟萃的“学校”，是校风正、教风好、充满活力的学校。我这个农村来的穷孩子，能进入大城市如此壮丽的中学，犹如一个饥饿者扑在面包上，如饥似渴地学习。一批名师很快把我引入探求知识的殿堂。至今我还记得他们的风彩，数学老师徐如梅、邱信，物理老师巫逸樵、孙乐成，语文老师王大治、杨益民、徐肇强，生物老师于芷微，地理老师胡绍安，历史老师陈从天，政治老师裴甦，体育老师郝爱华等上课时的音容风貌，记忆犹新，难以忘怀。他们渊博的知识、娴熟的讲解、幽默风趣的比喻、严格的治学精神，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和热情。由于课堂教学质量高，课后作业、复习的时间不用很多，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可用于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。我除了学好课本知识外，还喜欢阅读哲学、文学、历史等方面的著作。学校附近的东方旧书店，是我常去的地方，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所喜欢的书。在九中，我利用课余时间读完了中国“四大名著”、世界“十大名著”。我还喜欢阅读英雄模范人物传记。《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》、《革命烈士诗抄》、刘胡兰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吴运铎的故事激起我对革命前辈们的敬仰和崇拜，激励我要顽强奋斗，刻苦学习，不怕挫折，“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奋勇前进”。

高中时，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“学哲学”学习小组、“红旗”学习小组，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。毛泽东的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以及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人类社会发展简史》、《大众哲学》，使我终生受益。九中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。每年一次的南京市委宣传部朱纲部长的形势报告很精彩，常常讲得大家哄堂大笑。张超老师的形势报告，生动、深刻、风趣。他在报告中既讲中国的经济发展，又讲“一穷二白”的现状。有一次讲国际形势，揭露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，因我国贫穷落后而击落不下来。激发起我们要奋发图强、改变中国“一穷二白”面貌的决心。并在我脑海里萌生了第二个梦——“图强梦”。要图国家富强，必先自已图强。从此，我注意在各方面锻炼自己，立志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。九中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在德育方面，除形势教育和理论学习外，九中很重视劳动教育。每年有两次到农村劳动，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晚上参加扫盲活动，教农民们认字、学文化。对体验农村艰苦生活、增强劳动人民感情、发扬勤俭节约精神起了很大作用。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，九中在尧化门建立了一个农场，由学生轮流去劳动，我们班同学除了定期去劳动外，还主动要求拉粪车到农场去，每个月有1-2次将学校厕所里的粪便掏出来装在粪车里运到二、三十里外的农场。几位年龄较大、体力较好的同学王风生、王福余、张大龙等争着掌把，五、六个人背绳、推车，我每次都抢着参加。我们推着粪车，一路歌声，一路笑声，体现了九中学生焕发出的青春活力。九中的课余活动丰富多彩，我初中时曾经参加过“航模小组”，制作了航模飞机，还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航模比赛。高中时我参加过“舢板队”，在市中学生舢板队员、同班同学张抱真指导下，我成为一名舢板队优秀舵手。1958年九中建立了造纸厂，学校任命我担任厂长，从购置、安装造纸机器到制作纸浆，都是我们自己动手，造出了南京市中学生第一张纸。九中团委经常组织公益活动，我总是积极参加。记得有一次到中山门附近清理污水，面对又黑又臭的水塘，我第一个跳下去，用面盆将臭水往岸上倒。1958年，年仅18岁的我，被授予“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“称号，是全市最年轻的一个。

九中是一所重体育和美育的学校,文体活动丰富多彩。我刚到九中时，面黄肌瘦，体质很差，是体育老师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:“你们要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，必须锻炼身体”，点燃了我实现“图强梦”的希望。锻炼身体有这么大的好处，何乐而不为！当天下午就开始长跑，每天早上、下午各一次，周日也坚持锻炼。朱嘉科、朱永均、汪世良等同学是经常在一起锻炼的好友。操场上的单杠、双杠、吊环、爬杆、爬绳，还有鞍马、跳箱等，是我们经常玩的项目。高中时我们班的足球队是全校有名的（我是递补队员），主力队员王福余、刘炯同学后来考进南京大学并入选江苏省青年足球队。坚持锻炼不仅身体结实了，而且提高了运动成绩，每年校运动会我都能在短跑、跳远等项目中获奖。高二时我还通过了劳卫制二级体锻标准，当时全年级只有很少的人达标。我走上工作岗位后，由于身体素质好，承受住了繁重的工作、学习和教学科研任务。不仅摆脱了“因病致贫” 的厄运，而且走上“健康致富”之路。

在九中良好环境的熏淘下，我还是一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，初中时跟同寝室汪世良同学学会了拉二胡，跟王广仙同学学会了吹笛子。在每年的全校文艺汇演中，我和同班同学都登台演出。高一时我创作的独幕话剧参加了玄武区文艺汇演并荣获创作奖。在中学里获得的文艺特长让我终身受用。每年寒假，我们几位回乡中学生都要在家乡组织一台文艺节目，杨永乐、曹义俊、张善祥、郑伯炘、朱孝义等都是组织者和参与者。方圆六、七里的村民们都拿着小板凳来观看我们的演出，我的主要节目是二胡或笛子伴奏，有一年还与郑伯炘合作演过相声，获得热烈掌声。我在九中学会的民乐，后来在中学、大学每年的下乡劳动中，发挥了很大作用，我们组织的慰问贫下中农文艺小分队，我主要担任伴奏。受到农民们的热烈欢迎。

六年的九中生活在人生的长河中是短暂的，然而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。在九中党团组织和老师的培育下，我一步步地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前进。我从为父母争气转变为国家争气，从为摆脱家庭贫困转变为改变国家贫困。我要特别感谢孙持方校长、许光校长治校有方，感谢我的班主任徐之良老师、徐肇祥老师、巫逸樵老师，感谢团委书记吴宁让、于芷微老师，政治课裴甦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帮助。我感谢九中多次授予我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文艺积极分子、体育积极分子称号，感谢九中党组织在我毕业前，由吴宁让老师和裴甦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党组织，立志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。我可以自豪地说，我在九中实现了第二个梦——“图强梦”，我不再是六年前体弱多病的弱者，成为一个有理想的、身心健康的强者，深信今后一定能为国家图强贡献一份力量。

1960年夏，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。8月28日，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，告别了培育我成长的亲爱的母校——南京九中。当时我背着一个旧麻袋，身上装了3元钱，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，驰向中国最大城市——上海，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。继续去园我的“读书梦”和 “ 图强梦”， 继续追求新的“梦想”！

后记：杨德广于1960-196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。担任过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系学生会主席、校团委委员，校文工团员。毕业后留校任团委书记，是当时上海高校最年轻的团委书记。“文革”期间下放东北劳动，“文革”后又回华东师大工作，后来曾任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、上海大学校长、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、上海师范大学校长、上海震旦职业学院院长。教育学二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专家，中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之一。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、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、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等职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十多项，有20多项科研项目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。共出版著作（含主编）40余部，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。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、报告2000余场。

杨德广不仅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家，还是一位教育慈善家。2010年70岁时，他将多年来积余的书稿费、讲课费100万元，以及卖掉一套住房，共筹集300万元捐赠给他就读过的三所母校：南京市上坊小学、南京市九中、华东师范大学。2012年又筹集200万元资助甘肃省环县，四川省富顺县贫困生营养午餐。被上海市授予“慈善之星”称号，被评为“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佳好人好事”，以及“全国十大新闻老人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校庆文集《悠悠岁月续集》征文）